遵義會議會址

毛澤東同志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匾額

遵義會議開會時使用的木桌

遵義會議會址

一座城，因為一次會議而聞名遐邇。遵義，位于貴州省北部，南依貴陽，北鄰重慶，西接四川。遵義城更是北據婁山雄關，南臨烏江天險，猶如托在群峰之中的一顆明珠。遵義城中有一條南北走向的大街，名叫子尹路。子尹路96號有一幢房子，因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此召開了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擴大會議而被載入史冊。

子尹路，曾用名“枇杷橋”。子尹路兩側，當時多是低矮的木板平房，有一幢豪華的二層樓房格外引人注目，這就是遵義會議的會址。這里原是國民黨第25軍（黔軍）第2師師長柏輝章的住宅。1932年，柏輝章在遵義城最繁華的路段建起了這座私宅，人稱“柏公館”。

“柏公館”主樓坐北朝南，為中西結合的磚木結構建筑。樓房有抱廈一圈，歇山式屋頂上開一“老虎窗”。門窗為板栗色，窗戶上鑲嵌彩色玻璃。樓層四周有回廊，可以在此憑眺遠處巍峨的群山。底層走廊的東西兩端各有一轉角樓梯，外邊加有一道木柵欄。這是當時遵義城內最宏偉的建筑之一。

1935年1月7日，紅1軍團第2師占領了黔北重鎮遵義。9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隨紅軍總司令部和軍委縱隊進駐遵義。紅軍順利占領遵義后，由于蔣介石一時搞不清楚紅軍的計劃，故遲疑不決。各路軍閥更是心懷鬼胎，觀望等待。于是，紅軍在遵義得到近兩周的休整時間。幾十年后，李德在《中國紀事》中也證實了這一點：部隊得到兩個星期的喘息休整時間；因為蔣介石停止了消耗巨大的而又徒勞無益的追擊，他需要時間重新部署他的兵力，并把他們的行動與黔滇川等省地方軍隊的行動協調起來。

此前，柏輝章已將一家老小接往貴陽，金銀細軟也一并帶走。正好，這幢沒有人居住且空間大的“柏公館”，就成了紅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場所。其中，朱德、周恩來、劉伯承住在二樓，彭德懷、楊尚昆、劉少奇、李卓然等住在一樓。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住在黔軍旅長易少荃的宅子“易公館”里，離“柏公館”約有一刻鐘的路程。博古、李德則分別住在離“柏公館”不遠處的兩處地主宅院里。

現在仍保留著一份13日周恩來署名發給李卓然和劉少奇的電文：“15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于明14日趕來遵義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柏公館”二樓一個小客廳里舉行，這就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

蔣介石趁著紅軍在遵義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紅軍的計劃。就在遵義會議結束的當天，柏輝章率領他的人馬已經逼近遵義。19日，紅軍按照新的戰略部署，主動撤出遵義。

柏輝章萬萬沒有想到，“柏公館”會因遵義會議而成為舉世矚目的建筑。遵義會議是永遠的歷史豐碑，正如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里評價的那樣：“中國的道路——至少后半個世紀的路——就這樣確定了。”1961年3月，遵義會議會址被認定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毛澤東題寫的匾額

1949年10月1日下午，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揭開了中國歷史新的篇章。在開國大典的禮炮聲中，人民解放軍繼續向華南、西南進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掃蕩殘敵。

人民解放軍的進攻勢如破竹，迅速解放了貴州大部分地區，當地黨委和人民政府的組建也因此提上日程。11月21日，遵義解放，遵義的歷史翻開新的一頁。24日，中共遵義地委和專署、軍分區正式成立。

195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中共遵義地委成立了“遵義會議紀念館建設籌備委員會”（下稱“籌委會”），決定籌建遵義會議紀念館，并對當地所有可能舉行遵義會議的地方，進行調查了解。但由于遵義會議是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舉行的，不可能到處聲張，因此只有為數不多的黨和紅軍高級領導人知道確切的會議地點。遵義地委就根據當年紅軍干部的回憶，初步判定老城區的楊柳街天主教堂為遵義會議會址。

與此同時，“籌委會”積極與有關部門聯系，以求獲得更加詳盡可靠的信息。1955年，文化部決定成立“遵義會議紀念館籌備處”，對會址進行調查，并組織人力搜集文物。當年，遵義地委接到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來函：在某個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遵義舊城一個軍閥柏輝章的公館內召開的。這個重要線索讓“籌委會”的眾人如獲至寶。他們當即對“柏公館”和周圍環境進行保護，并拍攝照片，繪制詳細圖紙，報送上級部門，請他們進一步鑒定。同年8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電告中共貴州省委：遵義會議是在黔軍軍閥柏輝章的房子里召開的。同時指明天主教堂曾為紅軍總政治部的駐地。至此，遵義會議的會址終于確定下來。

1955年10月，會址經初步維修籌展，開始對內部開放，供有關部門進一步審查。1957年，正式定名為“遵義會議會址”。

1964年，在遵義會議會址的新一輪維修工作即將完成之際，貴州省委認為會址重新開放時，如果毛澤東同志能親筆題寫匾額是最好的。根據省委意見，貴州省博物館館長吳業君等人攜帶由省委辦公廳擬好的報告，前往北京呈送中央辦公廳。中央辦公廳接到報告后，將此事匯報給毛澤東。同年11月，毛澤東在一張長34厘米、寬24厘米的宣紙上寫下了“遵義會議”4個字，接著又在另一張同樣大小的宣紙右邊寫下了“會址”兩個字，將兩張紙拼接在一起就是完整的題字。

這幅珍貴的題字從北京寄到貴州后，當地工作人員將毛澤東的手書放大，用優質木料制成匾額。該匾額為黑底，“遵義會議會址”6字陰刻貼金，看上去熠熠生輝，莊嚴肅穆。1964年底，會址維修工程結束后，這塊匾額即高高掛在會址大門上。1965年，遵義會議會址重新開放，這塊匾額沿用至今。

會議現場的木桌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參會人員從“柏公館”臨街的大門進入，穿越過廳，迎面是一座磚砌的影壁，其上用五彩瓷片嵌字，正面書寫“慰廬”，背面則書寫“慎篤”。影壁后面是一個天井，天井以青石鋪墁。影壁南面有小門通往四合院，北面則是主樓。主樓二樓有一個小客廳，可容納20余人。遵義會議的會場就設在這個小客廳里。小客廳的天花板上吊著一盞煤油燈，中間放著一張長方形木桌，桌面邊沿呈魚背形，木桌側邊四周為寬15.8厘米的薄木板邊框。時值寒冬，大家為了取暖，在地板上燒了一盆炭火。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因為戰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未能到會。11名政治局委員參會者6人，超過半數。政治局候補委員中有4人出席，是絕大多數。

會議由博古主持。博古在會上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對軍事錯誤作了一定檢討，但是也強調了很多客觀原因，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和解釋。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隨后，張聞天尖銳地批評了“左”傾軍事錯誤。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批評博古在向大會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觀點，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從而被敵人以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使紅軍招致損失；強調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遵義會議一共開了3天，中心議題有兩項：（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雖然屋外天氣寒冷，但屋內卻氣氛熱烈。參會的同志發言聲音很高，會議總是開到半夜才休會。李德冷冷地坐在會議室的門邊，沒有坐在木桌旁，只能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其他人在說什么。他一邊聽一邊不停地抽煙，神情十分沮喪，只能硬著頭皮聽取大家對他的批評。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與會人員圍坐在這張長方形的木桌前進行了3天的激烈討論，最終作出了讓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偉大抉擇。會議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重大問題，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為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礎。這在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的3天，是不平凡的3天。正是在這個小客廳里，在這張長方形的木桌上，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黨和紅軍經過艱難曲折的斗爭后，邁上新的起點。遵義會議像春天一樣，給部隊帶來了新的希望和鼓舞。正如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寫的那樣：“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象（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伍修權在遵義會議結束后，作詩“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以此表達內心的喜悅。多年后，朱德在回憶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時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紅軍離開遵義后，第一個回到“柏公館”的是柏輝章的表弟余大勛。他看到這里都愣住了。二樓的小客廳里原來擺放的長方形木桌仍在原處，四周的木椅也整齊地擺放著。

后來，柏家辦了一所小學，這張見證了會議現場的木桌被抬到小學里使用。這所小學停辦后，這張木桌被移交給遵義朝陽小學使用。1955年，木桌由朝陽小學調撥給遵義會議紀念館收藏。據曾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陳昌奉回憶，1957年楊尚昆來遵義視察、1965年鄧小平參觀會址時，他們一致認為有此木桌。

今天，這張長200厘米、寬100厘米、高80厘米的木桌仍保存完整，只是漆色略褪。1994年，這張木桌被認定為國家一級革命文物。

（作者單位：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